谌旭彬｜晚清改革的悲剧性曲线

四一按：此为谌旭彬新书《晚清改革五十年：大变局》作者自序。氏著汪洋恣肆、纵横捭阖，趣味与精微并存，是近年难得的大众史学佳作。推荐购买正版。

从哪里来 ，向何处去

文/谌旭彬

一

本书的主题，是晚清的改革与转型。具体而言，是咸丰十一年（1861）到宣统三年（1911）的改革历程。

之所以不从道光二十年（1840）谈起，是因为该年的英军叩关虽一向被视 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场战争并未将清帝国从旧梦中唤醒。第一次鸦片战 争期间，沿海地区的士绅大多仅将英军视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觉得他们 连倭寇还不如。“广东义民”们张贴的宣传资料痛斥英军“不过能言之禽兽而 已”，说他们只是一群不懂忠孝节义与礼义廉耻的未开化的畜生，说他们穿的 “大呢羽毛”缺了清帝国的湖丝就无法织造，说他们用的“花边鬼银”缺了清 帝国的纹银白铅就无法铸成，说他们离不了天朝的茶叶、大黄与各类药材，这 些“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1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沿海地区最了解“夷情”的知识分子，也鲜有人 觉得清帝国需要参照外部环境实施改革。梁廷枏是广东顺德人， 一向留心“夷 务”，做过林则徐的幕僚，是1840年英军叩关的亲历者。可即便是梁廷枏这样 的人物，在战后总结教训时，仍坚持认为道光时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断无向洋人学习之理，否则太失体统。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时中国的“地雷飞炮”之术；洋人的舰船“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来自郑和下西洋赠给他们 的图纸；连洋人的数学造诣“亦得诸中国”。只要实事求是将祖宗们留下来的 技术与学问参透，“夷将如我何？”2 ——洋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沿海地区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正的惊雷出现在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

这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国的大小京官们痛苦地目睹了北京城落入 英法联军之手。 一位自号“赘漫野叟”的京官说，洋兵是从安定门入城的，他 们登上城墙后便将清军尽数驱离，升起五颜六色的旗帜，还将清军配置在城头 的大炮全部掀翻扔进沟里，安上他们自己带来的炮。炮口一致向南，破天荒地 对着紫禁城。3 时任礼部精膳司郎中的刘毓楠，也记载下了相同的一幕。他在日 记中说，洋兵进城是在二十九日的中午时分，大概有五六百人，进城时“我兵 跪迎，观者如市”——或许是觉得保留这段史实不妥，他写下这八个字后又将 之划掉了。洋兵在安定门城头五虎杆4 下安置了一尊大炮，在东边城墙上安置了四尊小炮，在城楼下方居中之处安置了两尊大炮，炮口全部朝南指向紫禁城。5

数天后，九月五日，留在京城负责与洋人交涉的恭亲王奕诉惊见“西北一 带烟焰忽炽”，探听后得知是洋兵正在焚烧圆明园与三山等处宫殿。他后来告 诉已远遁至承德的咸丰皇帝，说自己登高瞭望之时火光犹未熄灭，“痛心惨目 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6 同一天，三十岁的江西士子、会试落榜者陈宝箴也见到了圆明园的冲天火焰，他“登酒楼望之，抚膺大痛”7。

咸丰十年（1860），按干支纪年是庚申年。故以上种种，皇帝出逃、京城 沦陷、圆明园宫殿被焚，在清代人的历史记忆里被称作“庚申之变”——不但 士大夫们在私人著述里这样说，《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收录的官方档案也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人将道光二十年（1840）的英军叩关称作“庚子之 变”。比如魏源有一本记载英军叩关始末的著作，初名《夷艘寇海记》，后更 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征抚”二字是清帝国传统华夷秩序下的常见词 语，意味着事情仍在清帝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至少清廷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庚申之变”则不然。京城沦陷，宫殿被焚，是清军入关实行统治200余年来前所未有之事，不独咸丰皇帝心胆俱裂仓皇逃亡，朝野士大夫也普遍心痛欲碎。朝野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意味着庙堂与江湖皆不得不承认维持传统 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不得不容忍一种不受欢迎而又无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现在清帝国。

晚清的近代化改革，便是在这种心胆俱裂与心痛欲碎中启动的。

二

本书采用了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

所谓半编年半专题，指的是书中内容虽以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布，但并未将 所有事件罗列其中，而是自每一年中选出一项与改革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围 绕该事件做集中论述。自1861年算起，至1911年清廷灭亡，满打满算晚清改革 持续了51年，书中共论述了51桩与改革有关的事件。这样做的好处是，从纵向 上看，可以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改革演化脉络；从横向上看，方便观察每一桩 具体改革事件的缘起与成败；整体上有助于回应这样一个问题：这场绵延了半个世纪的改革，其终点为什么会是辛亥革命？

按笔者的理解，晚清改革的终点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为这50年的改革 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U形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U形 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慈禧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 罢免。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坚持向前；曲线的 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改革趋势的这种 变化，具体体现为改革主持者与参与者、改革阻力、改革目的与改革对象的变化。

在甲申易枢之前，改革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诉，具体的推动者 是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以及部分“正眼看世界”的知识分 子。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根深蒂固的愚昧，这也是改革推进速度缓慢的主因。

改革的短期目的，是扭转咸丰皇帝的施政路线，重新团结官僚集团以重塑政权向心力，并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便腾出手来彻底镇压太平天国—— “庚申之变”前，咸丰皇帝自命雄才，大量起用酷吏与主战派人士，对内部环 境与外部环境皆持高压与强硬立场。咸丰皇帝死后，清帝国进入由慈禧太后与 恭亲王奕诉“同治”的新时代，随即对内取消高压做法，对外变主战立场为主 和立场。改革的长期目的，则是引进列强的先进技术，包括征税技术和军事技 术，来提升清帝国的实力，尤其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以达成抗衡列强乃至制 服列强的目的。当时流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8 之说，本身便清晰点明了这场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制服嚣张的夷人、重塑天朝的荣光。

为达成该目的，外交系统、军事系统、税赋系统和教育系统，皆是主要的 改革对象。外交系统由理藩院转型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与近代条约外交 制度对接，并向外派驻使节。军事系统大量换用洋枪洋炮，致力于建设自己的 近代化兵工厂，并采购洋船组建了近代海军。税赋系统主要是引进近代关税制 度，并开征厘税，大搞鸦片财政，让清帝国的税收有了大规模增长。教育系统 的主要培养对象是外语翻译人才、能够操作近代机器的人才、能驾驶近代军舰 的人才。在甲申易枢之前，大部分改革派人士，上至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中至洋务派地方督抚，下至民间开明知识分子，都支持上述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被清帝国朝野上下视为检验洋务自强改革成效的 一场“大考”。上至慈禧太后，中至内外群臣，下至民间士绅，皆认为清帝国 在经历20余年洋务自强改革之后，当有足够的能力与法国军队一战，保住越南 这个藩属国，当有足够的能力让“庚申之变”的耻辱不再重演。于是，在这场 “大考”中，地方督抚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李鸿章遭到慈禧太后的严责，朝 廷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恭亲王奕诉和总理衙门众大臣更是被集体逐出决策中 枢。此战最后以战场上互有胜负，和约里没有赔款，甚至还以“中越往来，言 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 9 这种文字游戏宣布保藩成功的方式结束。这种结 束方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帝国朝野对20年洋务自强改革的期望，让他们觉 得清帝国确实再也不是一个可以任凭数千洋兵纵横驰骋的弱者——至少慈禧太后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甲申易枢之后，王与后“同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恭亲王奕诉被逐出中枢，不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慈禧太后成了唯一的强力决策者。太后安坐深宫，既无法像前线将领那般直观感受到清军与法军在海、陆 两线上的巨大差距，也无从体察法国在不赔款、不割地的前提下愿意签订和约 的真实逻辑。朝野内外的多数人也是如此。于是，中法战争后的清帝国上下普 遍笼罩在一种虚骄的氛围之下，之前的洋务自强改革不但没有继续深化至体制 层面，反而开始减速。能直观体现这种虚骄心态与改革减速的一项史实就是：在中法战争结束的同一年，洋务改革的主持者慈禧太后便不惜耗费巨资，开启了三海重修工程10 。太后觉得中兴已大体完成，享乐的时刻已经到来。

改革减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外交方面，总理衙门从改革的重心所在，沦为疲于奔命的中外冲突救火员，“知己知彼、融入国际社会”成了空谈。军事 方面，陆军的近代化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几乎停止，北洋水师也受限于经 费，只能以残阵宣布成军。军事体制层面的变革（比如成立独立的海军部）更 是无从谈起。经济领域的改革则止步于官督商办，曾经的明星企业轮船招商局 由兴盛迅速转向衰落，中枢全力扶持创办的汉阳铁厂长期炼不出一根合格的钢 轨。科举改革更是毫无动静。当改革已然减速，虚骄却日甚一日时，悲剧很快 就发生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不过是悲剧的开幕， 1900年的“庚子之变”才 是悲剧的高潮——晚清改革始于“庚申之变”中京城失陷、皇帝外逃的奇耻大 辱，最后又回到“庚子之变”的京城失陷、太后携皇帝外逃。历史转了一个40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在这个改革减速的过程中，改革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不断分化重组。许多以 前反对过“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引进 先进技术和先进器械的积极分子。许多以前只主张“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 也在经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实施制度改革、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的积极分子。

这场分化重组，扼要说来就是：

一、19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派全部集中在朝廷，支持朝廷搞洋务自强，不存在立宪派，也没有革命党，几乎无人主张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

二、甲午战争之后，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零星出现，但均未成型，能将自强 改革与民权转型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不多，影响力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改革派支持朝廷。

三、 1900年，慈禧太后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促成了革命党 人的迅速发展壮大，立宪派也声势大增，开始在朝野不断发出向民权时代转型 的呼吁。日俄战争后，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以各种“议会不得干预”为主要内容的《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后，许多立宪派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了。

这当中最巨大的变化是，原本身为改革主持者的慈禧太后，逐渐成了改革的阻力，成了亟须被改革的对象。

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各种现实教训，让改革者们渐渐意识到，“船坚炮利”固然是重要的改革目标，合理的中枢决策机制同样必不可少。技术与装备 再先进，置身于僵化乃至异化的体制中也是无法发挥效用的。中法战争期间， 中枢的朝令夕改与不负责任已让身在前线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颇为不满，促使他 于临终之际上遗折呼吁朝廷开设“议会” 11 作为新的中枢决策机构，以避免中 枢决策沦为权斗的工具。甲午年的惨剧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中枢决策机制 的问题，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人的权斗影响太深。而最让体制内 改革派痛心的，莫过于1900年慈禧太后独断专行对各国列强宣战，再次吞下京 城沦陷的苦果，《辛丑条约》中还出现了天文数字般的赔款额度。这一惨痛结 局让许多体制内官员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中枢决策机制存在严重问题。两广总督陶模在“庚子之变”后上奏，明确请求开设议院，提出“议院议政， 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的构想，便是希望以“议院”这个新机构为新的决策中枢，来取代慈禧太后的独断。12

再往后，慈禧太后启动所谓的“新政”，追求以《钦定宪法大纲》来收回 地方督抚手中的财权、兵权和人事权，以重塑皇权的无远弗届和至高无上；地 方改革派督抚和民间改革派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预备立宪、成立资政院和谘议 局等措施，让国家转型进入民权时代，让自己的权利获得制度上的保障。拒绝 让清帝国进入民权时代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改革的反对者，成了被改革的对象。

这条倒U形改革曲线，正是晚清50年改革最后以辛亥革命收场的主因。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当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条悲剧性的曲线。

三

最后分享一下本书写作过程中生出的几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是，愚民统治虽然有助于维持清政府的利益，但在变革时代，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康熙皇帝曾亲自下场论证“西学源于中学”，且要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 集体参与论证，导致后世许多清代知识分子信以为真并视为真理。当恭亲王奕 诉决定向洋人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时，这些被漫长的愚民教育桎梏了见识与逻 辑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便纷纷跳了出来，有人抬棺死谏，有人正面激辩，让亲 眼见识过洋人坚船利炮的恭亲王不胜其烦又无可奈何。庙堂之上这类人很多， 导致许多改革无法由总理衙门这个中枢机构直接推行，只能仰仗曾国藩与李鸿 章这些地方督抚先将生米（改革）煮成熟饭。江湖之中这类人也很多，导致 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却拿他们毫无办法，只能对领头者施以“被精神病”的处置。

第二点感想是，不但要“开眼看世界”，还要“正眼看世界”。

开眼看世界很容易，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世界的互相连接，想要关 上大门闭上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晚清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 一个重要原 因正在于“开眼看世界”的人虽然很多，“正眼看世界”的人却太少，而且 但凡有人正眼看世界，便会遭到知识圈与文化圈的集体排斥和攻击。徐继畬的 命运如此，郭嵩焘的命运也如此。正因为整个社会敢于“正眼看世界”的人太 少，敢于将“正眼看世界”的感受诚实说出来的人太少，才会发生冯桂芬将改 革主张深埋起来的事情，才会出现刘锡鸿这种内心认知与公开发言完全相悖的 两面人，才会有报纸媒体为了取媚用户不惜扭曲甲午战争的胜负真相，将清军描述成战无不胜之师。

第三点感想是，晚清的50年改革中，与列强对抗的心态太重，与近代文明拥抱的心态太少。

诚然，这场改革本身就是外部环境刺激的结果，危机感是晚清改革最核心的驱动力。没有“庚申之变”，就没有洋务自强改革；没有天津教案和马嘉理案，清廷也未必会在1876年对外派驻公使；没有《里瓦几亚条约》事件，清廷 也未必会允许李鸿章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外部环境的刺激，必然引起 清廷对列强的不满，必然让清廷中枢生出“雪耻”之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就一场改革而言，其终极目的绝不应该只是为了“雪耻”，绝不应该只是国与 国之间的合作与对抗，还应该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拥抱那些先进 的技术文明，拥抱那些合理的制度文明，将之纳为己用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转 型，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在晚清漫长的50年改革中，在清廷中 枢里几乎见不到这种意识。1884年之前，每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高层集体讨 论，无论是恭亲王的奏折，还是慈禧太后的懿旨，抑或是地方督抚的呈文，总 是以洗雪“庚申之变”的耻辱为改革的终极目标，拥抱先进的技术文明（如枪炮轮船）与制度文明（如近代化公司），反而退化成实现雪耻这一目标的手 段。这种本末倒置，最终发展成了1900年的“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 一决雌雄” 13。

晚清的50年改革史中能生发感想的细节很多，远不止此。如“满洲本位意 识”在改革过程中一直阴魂不散；如转型时代对掌舵者见识的要求其实远远大 过权术；如坐而论道的批评者一旦直接参与改革事务很快便会转变立场，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言。

对过去展开反思，往往源于对未来有所期许；追问“我们从何处来”，其 实是为了回答“我们向何处去”。希望本书在这方面，能够为读者稍稍提供一点助益。

【注释】

1《广东义民斥告 夷说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四），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2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五。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04页。

3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华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4五虎杆是一种安置在城楼上用来传递紧急信号的杆子。白天挂旗，晚上悬灯。如城内有变或有敌军攻城，就会挂上黄旗或黄颜色的灯。《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七记载：“九门每门各设信炮五，竖旗杆五枝，存旗、灯各五。一闻白塔信炮，则九门信炮皆应，杆上亦各悬旗悬灯。或传报不及系，何方紧急即先放何门之炮，一处放炮，别处炮声皆应。”

5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138页。

6《奕等奏夷兵焚毁园庭片》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563页。

7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补编》卷二，“陈宝箴”条。

8自魏源的《海国图志》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后，晚清知识界主张改革者多秉持此说。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评论魏源，说他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之说没有可行性，“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体制中人同样多持此说，如李鸿章“取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盛倡洋务”。见《清稗类钞》会党类“光宣间之党争”条。

9《中法新约》，王德锋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参考资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10这项工程共计耗银679万两。见陈先松、陈兆肆《三海工程筹款述论》，《历史档案》2009年第2期。

11需要注意的是，在晚清的政治语境中，“议会”一词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在张树声与陶模这些人的奏折里，“议会”与民权并无关系，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集体决策机构”，组成“议会”的成员来自地方和中央的各个权力部门，并不代表民意。他们看重的也不是“议会”的决策在民意层面拥有更高的合法性，而是认为这种集体决策机制既能博采众议，也能具体追责，要比一二人决策于深宫之中更为合理，更不容易出乱子。“清末新政”中袁世凯主张的责任内阁，大体也是如此。

12陶模：《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5—35页。

13《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2—163页。